9月17日，新墙河北岸的日军已完成攻击准备，以3个师团和3个支队一字排开，进攻意图已十分明显。

对于一直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指挥大云山方向作战的薛岳来说，这一情况让他忧心忡忡。

当天，还有一股日军渡过油港河深入到刚刚从大云山返回，准备布防的第102师的后方，第4军军长欧震获悉后，担心新墙河方向有失，急令第102师向沙港河南岸转移，退守杉木桥、潼溪街、四六方一线既设阵地，原守新墙河以西的第90师撤至长湖、王伯祥之线既设阵地。

9月18日拂晓，日军第4师团沿粤汉路向长沙前进，独立第14混成旅团向洞庭湖南岸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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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正在观察地形的日本军官

日军对新墙河的全面攻击，发起于9月18日凌晨。

从杨林街到沙港河下游之间约20公里的战线上，日军第11军将45个步兵大队，322门各式火炮一字排开，一举突入了新墙河南岸中国军队第4军的阵地。

这一天是中国的国耻日。4时左右、日军开始强渡新墙河，步兵在骑兵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的引导下，如潮水般涌过河来。

此时，中国军队第一线部队第4军第90师和第102师刚经调整部署到达指定位置。而第59师主力仍在大云山地区，在此地仅有少部分部队防守。

他们刚刚由大云山紧急返回，10多天来的苦战已让他们筋疲力尽，官兵们十分疲惫，正躲在战壕里稍作片刻的喘息。

这个夜晚，他们只希望能睡个囫囵觉，天明之后若有日军攻入也好有气力进行抵御。

可是，日军根本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来不及休整即遭受如此强烈的攻击，仓促应战，相当被动。

这天晚上，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中将以愉快的心情写道：

“统率大军亲视战况，指挥作战，此正其时。殊感光荣，应谢上苍。”

即便如此，中国军队仍不怕牺牲，英勇苦战。其中，尤以第102师最为顽强。

他们连续打退了日军数次强渡，并集中该师所有迫击炮封锁河桥通道，使日军攻势稍减。

前线3个团在日军连日进攻下奋战抵抗，师长柏辉章则日夜坐守电话机旁，严令各团不得后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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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辉章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柏辉章这个名字，国人也许不很熟悉，但是，在遵义举行的一次会议，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35年，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初期，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的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就是柏辉章的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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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当然，这个历史的机缘，不过是两个敌对势力的一个偶然的交集而已。其实说到底，在众多的历史人物里，黔军出身的柏辉章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而已。

黔军是民国地方军阀里面的老资格，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民国之前的清朝末期。1904年，清政府以原练军常备五营为基干，在贵州编成新军第一标，黔军由此为始。

后来，在护国战争期中，黔军作为护国军一部兵出湖南，在湘西和北洋军打得有来有回，有力配合了川南主战场的作战。

紧接着在护法战争中，黔军又打着“靖国”旗号西进四川，与把北洋川军按在地上摩擦。

再还有1927年的北伐战争，黔军也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北伐。其中，王天培的第10军从黔东一路破关斩将，一直打到了山东。

不过，在当时的地方军阀里面，黔军规模小，装备水平差，兵员素质也不高。

这是由于贵州交通落后，土地贫瘠，属于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穷乡僻壤，各方面的资源条件和隔壁的云南、四川以及湖南等地压根没法比，根本不具备建立一支强大军队的本钱。

当时，黔军想要发展扩军，要么就是找滇军资助，要么就是去四川打劫。另外，其内部的矛盾也很严重，兴义系的新旧两派长期不对付，时不时都会上演政变宫斗的闹剧，导致其出现了和当时川军类似的问题，长期处于内耗之中，没有精力去搞发展。

1932年，王家烈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开始执掌黔政。面对外忧内患，财源枯竭的状况，他不仅没有做出有效的治理改善，反而是越搞越糟，连军队都被弄得乌烟瘴气。

后来，随着堵截红军的失败，黔军也迎来了自己的退场。当时，蒋介石乘追击红军之机派中央军入黔，一举完成了对贵州的掌控。

柏辉章，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在王家烈主政时，任第25军第2师师长，是其一手栽培起来的心腹将领，嫡系中的嫡系。

中央军进入贵州后，他意在取而代之，一不做二不休，联合另外一位师长，演了一出“逼宫”戏。

1935年5月，王家烈请辞军长离开贵州，代表黔军的第25军番号撤销，所属五个师被打散编入了中央军序列。自此，黔军再不是一个完整的地方军系。

1935年5月，柏辉章率部在贵州威宁被改编为第102师，担任中将师长。

自黔军投入中央军后，一直在国民党各个派系的夹缝中生存，虽英勇善战却不被各派系接纳，由于这种因缘，黔军在抗战中的事迹一直没能进入大众的视野。

其实，抗战时期，黔军的表现并不输给其他任何一支中国军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柏辉章率第102师立即奔赴前线，参加了淞沪会战，将士英勇抗击，部队伤亡惨重。

淞沪会战结束后，第102师调归胡宗南部，为了保存嫡系部队，胡下令将其下属第607团和608团分调于第1、8军，驻防于苏州河北岸最前沿阵地。

要知道，第102师要枪没枪，要钱没钱，拿什么打仗？而且还将102师拆散，柏辉章还没说什么，下面的官兵已经炸了锅，纷纷说道：

“我们黔军本来就是没有娘的孩子，胡宗南这么干，摆明了连师级建制都不想给我们！简直是欺人太甚，我看咱们都别干了！”

“川军、桂军哪个不是要钱有钱，要装备有装备，哪像我们黔军这么窝囊！”

军心不齐，士气不振，柏辉章虽然也非常恼火，但仍以大局为重，他说道：

“弟兄们，胡宗南不待见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真的当窝囊废，我们就是要打出黔军的气势，让他们看看，我们不是吃干饭的！我们是一群狠人！”

官兵们很听话，柏辉章令师参谋长带领这两个团赶赴战场，后成功渡过苏州河，实施迂回战术，打退日军，解除了胡宗南部的危险。

1938年徐州会战时，柏辉章奉命开赴豫东战场，与日军激战于砀山一带，不久，师部被围于县城。

当此之时，军长黄杰发来电文：

“砀山不必守，砀山不可失。”

柏辉章气愤之余不由好笑，这模棱两可的命令是怎么回事？要么守要么撤，哪还能“必守”而又“不可失”的？简直滑天下之大稽！黄杰这摆明了是不想承担责任！

102师打光了，柏辉章屁也不是！况且，以他102师这点残兵，能守住砀山那就是一个奇迹！

他果断下令部队实施突围，在突围中，该师损失惨重，柏辉章胞弟、师部兵站站长柏宪章因运送弹药赴前线时在开封阵亡；第304团在苇楼铁路附近与敌发生激战，团长陈蕴瑜、营长曹文杰阵亡，102师仅剩2000人，柏辉章一只耳朵被震聋。

战后，还未整补完毕，该师又立即投入了武汉会战。在万家岭山区，所部拼死堵截，配合主力完成了一场空前的大捷。

但由于第102师是杂牌部队，历来不受蒋介石的军委会重视，时常被调来调去，哪里战况危急就被调往那里，几年来光他们的上级单位就换了好几个，没有一个稳定的归属。

这次，他们刚刚被配属给第4军，是守备新墙河的主力，分到了最为重要的正面，压力之大自不待言。

新墙镇是紧靠新墙河中段的渡口，虽只有100多户人家，却是日军渡河的必经之处，战略地位至为重要。

当时，防守此一地带的是第102师304团。战斗打响后，日军先以重炮猛轰新墙镇，一时弹落如雨，小镇顿时化作一片废墟。

日军趁势渡河，第304团的机枪掩体多设在小镇两侧的小山坳里，两侧机枪掩体形成的交叉火力，封锁住了新墙河渡口，日军几次强渡都未得逞。

这个时节秋收刚过，天晴少雨，新墙河宽70米，水深仅0.7米左右，便于日军徒步通过。

日军见新墙河正面无法攻取，便从该团的右翼强渡过河，建立了前进据点。

第304团团长许世俊立即组织冲锋，亲自督战，猛冲猛杀，将渡河日军击退。日军的一名军曹逃跑不及，被我军俘虏。押解到师部，经过审问，才知道当面日军为敌精锐的第6师团。

日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第306团在遭受日军骑兵穿插袭击后，该团的正面首先被突破。伤亡颇重，团长陈希周数次以电话向师长柏辉章告急，皆被柏辉章以“采取近战肉搏，你如后退，就提头来见”这句话顶回。

但是，日军兵力、火力都占绝对优势，打到天明，守军各部渐渐支持不住，国军防线全线动摇，柏辉章通令各团坚守据点与阵地共存亡，无命令不得擅自撤离后退，并令补充团紧急构筑第二道防线。

在102师的正面，共集中了日军第3、第4、第6三个精锐师团。尽管我军浴血奋战，但还是不能挡住日军前进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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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军突破新墙河后正在推进 图片来自网络

在新墙河北岸警戒阵地笔架山，防守这里的师直属工兵营900多人只剩下营长杨炯以及第3连连长孙逸民以下31人，被迫撤至南岸的潼溪街附近。

而邻近的刘威仪团遭日军围攻，此时也将伤亡殆尽，3个营长就有2个阵亡。第2营代理营长徐锦江率仅剩的18人坚守黄泥港，遭日军骑兵反复冲击，悉数阵亡。

第3营在激战中，营长孙国桢阵亡。而还能坚持作战的第1营，也只剩下100多人坚守在古家村，且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中。

作为预备队的补充团，也因为多次增补前线损失殆尽。

当工兵营残部退过新墙河后，发现日军也尾随而来，并迅速突破了侧翼第59师的阵地，正向侧后包抄，沿河防线仍然很快被突破。

为了紧靠火线督战，柏辉章把师部推进到了潼溪街附近，此时形势万分危急。而他手里已没有其他机动部队了，遂一面命令师指挥所转移，一面亲自赶到位于潼溪街以南的工兵营阵地指挥作战。

柏师长到达工兵营后不久，日军一队骑兵就追到阵地前。他当即命令工兵营所有武器一齐开火，一阵猛射，打倒日军骑兵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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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日军骑兵 图片来自网络

日军骑兵见有阻击，不敢深入，遂向东北方向退去，工兵营营长杨炯非常疑惑地问师长。开枪显露目标，岂不招引敌人骑兵上山搜索?怎么打了之后日军还退走了呢?

柏辉章解释道:“我以火力齐发，故作疑兵，使误认为我有部队在山上埋伏,避战退走，不然,敌人一定上山搜索。”

听了这话，杨炯佩服不已。随即，柏师长告别了工兵营，率指挥所人员转移到黄沙街继续指挥战斗。

尽管防守新墙河第一线的第4军各部奋勇抵抗，但由于兵力悬殊，仍然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战斗仅持续了2小时，第102师在沙港河南岸的阵地即被日军突破。

日军第4师团迅速通过突破口向第90师后方包抄。同时,第6、第3师团亦击破第90师和第60师之顽强防御，攻占长湖、白羊冲、大荆街。

18日上午，新墙河阵地已全被突破。正面阻击已经不能奏效，第4军军长欧震不得不命令所部(含第60师)逐渐向关王桥以东转移，占领有利阵地。

而日军则乘势跟踪追击。当天傍晚，突破沙港河防线的第40师团右翼龟川联队攻占胡少保，左翼重松联队进逼步仙桥，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

19日拂晓，日军第40师团在炮兵支援下，向步仙桥以南高地发动猛烈攻击，第4军各部(附第60师)依据坚固工事，拼死抵抗，战斗非常惨烈。

这时，欧震最担心的是守卫王复泰的第102师。这个师在前几天的作战中损失太大，很可能顶不住。于是他打电话给柏辉章，要求他死守阵地，全力阻滞日军前进，掩护主力转进。

柏辉章听到心中大为不悦。但他明白，掩护任务如果必须由他完成，能争取点儿援兵也是好的。

在电话里，他说道：“现在敌人步兵分头攻击我各个据点阵地，敌骑乱窜，连日激战伤亡过重，我师剩下不足1000人，恐怕敌人钻隙突进打乱后方部署，请求派一个团的兵力前来支援。”

电话那头，欧震的回答非常干脆：“军只控制第90师一点部队作尔后决战使用，抽派不出兵力。薛长官有令，当前战场成败，责在我军，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说罢，就挂掉了电话。

得知军长已无兵可派，他立即拿起电话，通令各部：

“各团守住阵地，绊住敌人，不得后退一步，直到最后牺牲，也在所不惜。”

打完电话，他转身对参谋长熊钦垣说：

“欧军长不肯派兵增援，现在火线上兵不满千，营长以下快牺牲完了，剩下一些零星部队各守各的据点，看来支持不久。前线一垮，后面就难以设防。

我决定到第305团督战，陈副师长到第304团去，即刻出发，我们已决死效命，师部后方一切事务请你完全负责。”

见师长说得如此悲怆，熊钦垣只得好言安慰说：

“师长此去，给前线官兵莫大鼓舞，必使一以当百，一定会赢得战局的好转。”

柏辉章苦笑了一下，转身就和陈副师长赶往前线去了。

不必多说战斗有多么艰险。柏辉章差点被俘虏，就发生在这段时间里。好在日军急着赶路，对102师的溃兵并不太在意，他才算捡回一条命。

师长亲上前沿大大鼓舞了全师官兵的斗志，他们凭借既设阵地，坚决抵抗。

19日，步仙桥附近的战斗持续了一天，在第4军的顽强阻击下，日军第40师团尽管付出了包括重松联队第3大队长古山常磐少佐战死在内的惨重代价，仍一无所获。

同日，第20军、新11师到达湘北战场，协同挺进第7纵队攻击向南前进之日军侧后。

为策应各方作战，第58军还命令挺进第6纵队向赵李桥、羊楼洞、忠防、桃林等地出击，打击日军后续部队。

第102师在步仙桥坚持了一天后，奉命将防务交给第59师，撤往长沙黄花市集中。

途中，他们又奉命转向浏阳及株洲田心镇集结。此战，102师几乎全军覆没。部队撤到浏阳及株洲田心镇，师参谋长熊钦垣集合官兵清点人数，结果到队军官不满100人，归队士兵只有640多人，损失超过九成。

柏辉章站在队伍前面，面对着这些同生共死的战友，一种强烈的悲愤油然而生，他以激昂的声音向大家说道:

“此役战斗到现在，全师仅存官兵600余人，牺牲损折九成人数。在历次战役中，先期出省的贵州士兵已伤亡殆尽，军官生存的寥寥无几。

历次新兵补充不久，未及训练完就匆匆赴战，在敌人的强大炮火下，军官身先士卒，士兵负伤不下战场，全都抱着皙死卫国的决心浴血奋战，杀敌报国。

殉战的官兵弟兄是军人的楷模，是我们大家的榜样。现在在场的官兵都是久经战场富有战斗能力的将士，我们要时时刻刻准备再赴战场，为国献身，努力杀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莫不热泪盈眶。

该师后勤部队与随军家属在撤退中，也遭到日军骑兵追杀，妇女老弱200多人无处躲避，只是挤作一团任由日机轰炸，路上遗弃了很多尸体。

其实在战前，第102师完全可以先将随军家属疏散到后方，但由于疏忽大意而造成了这场不必要的惨剧。

新墙河之战，日军步、骑兵骤至，中国军队各部望风披靡，各级军官失去对部队的掌握，士兵四处溃逃。有的部队甚至是团长率先遁逃，所部跟着一哄而散。

逃至平江、浏阳一带的，经第59师张德能部多方堵截，总算收容了1000多人，但这也不过是溃逃官兵的1/10而已。

那些未被收容的上万名官兵，既不见长官收容，又不见自动归队，等到会战结束，大部分竟乘乱溃逃到了醴陵、攸县、株洲、衡阳，这些地方距最北面的新墙河战场已有五六百里之遥。

败退途中，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这些败兵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纪律败坏。他们效法日军，沿途烧杀掳掠，奸淫妇女，一段时期内，湖湘百姓都无法消除对这些败兵的入骨之恨。

在第九战区，很多军、师部队名义上被击溃，事实上因作战伤亡而造成的减员仅1/10，而溃散逃亡者竟超过一半，真正留在战场继续作战的，不过十分之二三罢了。

同样的部队，两年前以“天炉战法”重创日军，士气高昂。今日，却因长官的失误而一溃千里，令人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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